彼端的永恆

 


【明慧網2003年3月5日】孟浩然（公元 689─740），是盛唐時期與王維齊名的大詩人。他與王維合稱“王孟”，是唐代田園詩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詩大多以寫隱逸和田園生活而著稱，其清淡、自然的詩風在唐詩中獨樹一幟，“匠心獨妙”[1]，“神韻超然”[2]，格調甚高，頗受後人推崇。他的許多詩“遇景入詠，不拘奇抉異”[3]，“從靜悟中得之，故語淡而味終不薄”[4]。換句話說，其高妙之處來自內心的修為，與文字筆墨的巧拙無關。

他的《秋登萬山寄張五》即具有上述特點。全詩情景交融、渾為一體，情飄逸而真摯，景清淡而優美；他的《夏日南亭懷辛大》，極富於韻味而被“一時嘆為清絕”[4]，且誦讀起來“有金石宮商之聲”[5]；他的《題義公禪房》情調古雅、瀟洒物外，手法自然明快、詞句清淡秀麗；《送杜十四之江南》一詩，後人譽為“與其說是孟浩然的詩，倒不如說是詩的孟浩然，更為準確”[6]；而《渡浙江問舟中人》則被蘇軾評為“寄至味於淡泊”[7]；他的《晚泊潯陽望廬山》，色彩淡素、渾成無跡、“一片空靈”，後人嘆為“天籟”；他的《過故人莊》“淡到看不見詩”[8]，“篇法之妙，不見句法”[4]，把藝術深深地融入整個詩作的血肉之中，顯得自然天成；至於他的《春曉》，是任何一個稍稍讀過幾首唐詩的人都會背誦的：“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一千多年來，人們傳誦它、探討它，似乎這短短二十個字中有著不盡的藝術寶藏。詩人情入於境，深得大自然真趣和神髓。此詩是最自然的詩篇。反復吟誦，不免讓人慨嘆“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孟浩然出生於一個傳統的書香門第之家，“家世重儒風”，世代讀“詩”、遵“禮”，總是以“君子當自強不息”為勉。並且孟浩然在“詞賦”方面的造詣很高[9]。在40歲以前，他一直在襄陽硯山附近的澗南園過著隱居生活。後來上京投考落第，遊吳越後再度歸隱並投入修煉的生活中。除了晚年在朋友張九齡帳下作過幾年官外，他的一生都是在隱居中度過。他特別喜歡山水，遊覽山水、陶冶性情是他一生中生活的基本內容：住在左右空曠的林野中，聽不到城裏那種喧鬧。在北邊的山澗旁釣一釣魚，打開南面的窗戶聽一聽樵夫們打柴時的“樵唱”。把隱居中心裏的想法寫下來，找那些善於靜思的朋友討論；在白雲飄浮的山上，隱者自我怡悅，登高望遠、心境隨著遠飛的大雁漸入空寂。他對陶淵明特別崇拜，認為陶淵明式的隱居是高雅的林園生活；躬耕垂釣，自逸自足，飲酒取樂，趣味盎然。沒有俗人來打擾，培養著古代高人雅士的高風亮節。此外，他還一直像古代隱士那樣讀書、練劍，書與劍相伴了他幾十年時間。他也偶爾種一點菜蔬、培植一點竹木園林，但目的主要是蓄養自己高尚的氣質[10]。

孟浩然四十歲時進京考試，與一批詩人賦詩作會。他以“微雲淡河漢，疏雨滴梧桐”兩句詩令滿座傾倒，一時詩名遠播。當時的丞相張九齡和王維等愛詩的京官都來和他交朋友。郡守韓朝宗先向其他高官宣揚他的才華，再和他約好日子帶他去向那些人推薦。到了約定的日子，孟浩然和一批朋友喝酒談詩，很是融洽。有人提醒他說，你與韓公有約在先，不赴約而怠慢了別人怕不行吧。他不高興地說，我已喝了酒了，身心快樂，哪管其它事情。一個求仕的大好機會失掉了，而他事後也毫不後悔，其“好樂忘名”的程度實在讓人感嘆[1]。

這件事情除了表現出他放任不羈的性格外，恐怕也隱含著他的自信：覺得自己用不著別人推薦，憑真本事也一樣能平步青雲。然而，進士考試的結果一公布，他卻出乎意外地落了榜。這一打擊對他來說是特別地沉重，因為他曾經“為學三十載，閉門江漢陰”[11]，學得滿腹才華，又得到王維、張九齡等大詩人和大官的宣揚、延譽，已經在京師頗有詩名了。這一下真是“抬得高，摔得痛”。他在懊喪之餘想給皇帝上書，但又猶豫不決、左右徘徊，滿肚子牢騷不知向誰去發。在這種複雜的心緒中，他寫下了《歲暮歸南山》一詩：“北闕休上書，南山歸蔽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表面上他在詩裏一連串自責自怪，骨子裏卻是層層的怨天尤人：“你還向皇帝上甚麼書啊，還是早點回你那個破房子裏去吧；你沒有一點才能，聖明的皇上當然要把你拋棄啦；一身毛病，朋友也都疏遠你了，真是窮途末路啊；頭上都生白髮了，求仕心切偏落榜，連美好的春天也都把人往老邁、死亡上推！這排遣不去的愁緒弄得人一晚到亮睡不著覺，而松風明月還偏偏越窗而入，把院落和寂夜的空虛帶到已經很空虛的心上！”

據說孟浩然曾被王維邀至內署，恰恰遇到唐玄宗到來。玄宗向孟浩然要詩看，孟浩然就讀了這首《歲暮歸南山》。玄宗聽後很生氣地說：“卿不求仕，而朕未棄卿，奈何誣我？”[12]看來玄宗還是從他那含蘊婉曲的語句中聽出了他滿腹的牢騷和抱怨，並且認為他在“誣”自己，因而龍顏不悅。不用說，一個最好的、可能得到皇帝賞識和直接提拔的進仕機會又失掉了。

這一個沉重打擊成了他思想上重大轉折的起點，就像當頭棒喝一樣把他猛地推到了決心長期歸隱的心境上去。他決定離京，先到江南遊覽一遭後便回家過隱居的生活。他在離京時留了一首詩給自己的好友王維，以沉痛的語言、怨懟的情懷、辛酸的眼淚描述了自己親身體驗到的世態炎涼、人情似水的滋味，感嘆知音太少，表達了自己堅決歸隱的決心[13]。

他暢遊了江南(吳越兩地)的許多名勝，特別是隱居勝地。由於高才落第而來的不滿和灰心喪氣，在這些隱居先賢們的歷史遺跡中找到了最好的安慰；反過來，對隱居先賢們的緬懷和讚嘆，又加強了他對隱居的嚮往和決心。開始時劇烈的矛盾衝突仍然難以放下，心中充滿迷茫、看不見前途、惘然如有所失；但想到隱居的先賢們，特別是東漢隱士尚長(“尚子”)和東晉高僧慧遠(“遠公”)，他們是自己早就一直敬仰和愛戴的出世高人，於是禁不住要向隱居的隱士、高僧們吐露自己的心曲：我早晚一定要來與你們共享山林隱逸的雅趣！當船泊潯陽、遠望廬山，“遠公”當時居處“東林精舍”的鐘聲在日暮中傳來時，他又回憶起遠公的事蹟，心中升起對高僧的景仰和緬懷；他對漢末著名隱士龐德公避世而攜家隱居鹿門也是十分景仰，概嘆其“隱跡今尚在，高風邈已遠”；在他看來，隱居是洗掉“塵慮”的最好辦法[14]。

然而，隱居對於許多隱居者來說都不是脫離塵囂的終結，而只是跳出紅塵的起點：一旦隱入山林、遠離塵囂，常人社會的影響越來越小時，修煉的巨大吸引力就可能把隱居者進一步變為一個修煉者。而這種變化的第一個表現往往是對世間的名利聲榮等“身外之物”逐漸失去興趣，這也是孟浩然自己體驗到了的：我現在只想過耕耘自足的農夫生活；只要有酒喝，誰還想世間名利啊！我寧願與水鷗玩耍、與江燕為伍，作一個自由“狂歌”的“豎儒”，也不願作巴結權貴、趨炎附勢那些令人感到羞愧的的事情[15]。

人類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對更美好境界的不斷追求。厭世和離世的思想就是通向修煉和“返本歸真”最自然的階梯。孟浩然開始讚譽修煉和修煉人：“像莊子那樣的‘傲吏’決非平凡之人，世間的名士、‘名流’應該是那些修煉界的‘道流’”；“有誰不仰慕那些成道的神仙呢？”並且他還廣交修煉界的朋友，談到他們時也總是帶著崇拜的口吻：“我那位‘家在鹿門山’的朋友，手中拿著白色的羽毛扇子，腳上穿著青色的芒鞋，經常在山澗的水邊悠遊”；在陪李侍御拜訪聰禪上人時，“我看到石頭砌成的房間裏好像從來沒有人來過，而禪師的繩床上卻有一隻老虎正在睡覺。”“太一子是一個在天台山修道的朋友。他住在‘赤城’附近，每天‘餐霞’食氣，不食人間煙火。”“我曾經親自去天台山拜見他，得知他經常在雞鳴日出之時與仙人相會。他雖住在赤城中，但逍遙自在、隨意遨遊於白雲霄漢之間。連他居處的莓叢和苔蘚一類植物都與人間的不同，而瀑布則是他與塵世隔絕的界標。我真想永遠悠遊於那樣的境界中啊！”[16]

孟浩然40歲以前都在隱居中度過，讀書練劍，心境閑散，沒有甚麼心理和情緒上的壓力。四十歲時進京赴考，先是被眾人大捧了一番，弄得有點雲裏霧裏的之後，又突然給摔下來，一個接一個的大挫折。這種心理和情緒上的大起大落，必然導致身體上的失常。而且按中醫的說法，六淫病易去，七情病難醫。從他的詩中可以看出，他似乎是個特別多病的人[17]。任何一個有病的人，特別是多病或有大病的，在初入道時都有強烈的袪病的願望。孟浩然在這方面的表現也是很明顯的。他曾提到去山洞裏探查“石髓”和到山崖上採集野蜂蜜的事情。“石髓”是當時的道家弟子喜歡的一類丹藥，據稱服食了高級的“石髓”可能使人立即飛昇。野蜂蜜除了本身可以強身健體外，還是許多丹藥的藥基(內含大量“蜂王漿”)。他還不只一次地提到採“芝草”的事。“芝草”俗稱“靈芝”，包括菌靈芝和草靈芝兩大類。菌靈芝對調整身體機能的平衡有很大作用，而草靈芝則據稱可以使人長生不老甚至起死回生。由此看來，他採到的大概都是菌靈芝，否則他的身體早就沒有任何疾病了。另外，他還提到希望向一位道人學習“煉丹液”的方法[18]。

孟浩然有許多道家和佛家的朋友，因此佛道兩家的思想對他都有很大的影響。他的入道過程也像其他許多人一樣，是一個對修煉的認識逐漸提高的過程。從道家這一方面來看，他開始只是有“去煩惱”、學“長生道”的願望，這也是常人這一層次中最容易看到的修煉的神奇之處；他也談到了養“浩氣”、利用“五行”理論的辟穀，並進而“養恬素”，一個人白天獨坐冥想，以此領悟修煉的道理；最後他談到了“玄妙理”和“坐忘心”。他曾經想作一個“羽人”。直到晚年，王昌齡來拜訪他時，他還提到自己喜歡看“神仙”和“山海經”之類的道家書籍[19]。

然而，他在自己的詩中非常詳細地敘述了“湛禪師”對他走入佛教修煉的影響：我從小就聽說過“無生理”，因此一直想知道自己生生世世的事情。但在塵世間的生活中很難兼顧到自己內心的願望。直到晚年決心長期歸隱後，才偶然與禪師交友並經常來往。禪師可憐我苦海無邊，以我能接受的“方便”說法為我解迷指點。又進一步給我講解“微妙法”，在我心中植入“清淨”的種子，使我頓然了卻“煩惱”的侵擾，對山林苦修產生了深情。我早晚向禪師請教自己心中的疑慮並通過討論明白了越來越多的修煉之理。禪師在語言和文學方面的修養高超而絕妙，實在令人驚嘆。禪房常閉，保持著“虛靜”的氣氛。周圍栽的花、種的藥草四季常青。在一塊平坦的大石上彈琴和寫作，任憑飛瀑落泉的水花飄洒在頭上和衣服上；有時和“法侶”們相逢，通宵達旦地講道談玄，那是因為自己平生對“真隱”的羨慕和追求、整天探求“靈異”現象的原因[20]。

我們雖然不能肯定他曾正式投師佛門、有過甚麼皈依儀式，但從他留下的詩中，我們確實發現他曾兩次稱佛教僧人為“我師”，並稱一起討論佛理的佛教徒或者居士為“法侶”，甚至稱拜訪佛教僧人時所用齋飯為“法筵”。這些稱呼都不是一個只對佛教有興趣的局外人可能使用的，況且還是鄭重其事地寫到自己的詩中，讓普天下無人不曉(他的詩流傳很廣，這一點他自己也知道)[21]。並且，他在一些詩中確曾表達了自己願意、甚至決心皈依佛門的強烈願望：“願承甘露潤，喜得惠風洒。依止此山門，誰能效丘也。”；“願言投此山，身世兩相棄”；“下生彌勒見，回向一心歸……願承功德水，從此濯塵機”[22]。

更為重要的是，“修煉”是修人的心，完全與“皈依”之類的儀式無關。任何人只要能依照正信、正念和正的法理去不斷地提高自己的心性、改善自己的言行，他就已經在修煉中了。當然，許多真正修煉的人會隨著自己心性的昇華和對法理認識的不斷提高而產生某些超常的功能和體驗(現代研究者稱為“宗教體驗”)。從孟浩然的詩中我們發現其心性的變化以及超常的功能和體驗也是隨著修煉時間的增加而明顯地在變化著：開始時只是對法理的理解加深了，體會到捨“塵念”、“合真如”，世間“一切是虛假”；隨著長期打坐，特別是“閉關”靜修，天目漸開，眼前有一些異象出現，初次體驗到“靜者妙”，但還不能看到另外空間中完整的信息[23]；當天目完全打開時，完整的、多生多世的信息蜂湧而入，令人應接不暇：自從自己生命產生以來已經許多劫了，有時看到往世事情，就像回憶兒時在沙灘玩沙一樣。看到自己善行而生功德，更加堅定了修煉的“道心”。靜坐中自己向各層天界靠近，空中瀰漫著天花散落的異香[24]；當定力進一步加強時，整個身心和靜中所見境像融合一體，能體悟到玄妙的法理，但卻很難再用語言來敘述，進入了“忘言”的境界中；此時外塵已經很難干擾，打坐中聽到“猿嘯”也不分心，反而使“塵外心”更加清淨；看到修為很高的高僧，會看到其“蓮花”一樣“淨”的內心，知道其“不染心”一塵不粘[25]；天目用久了，便不再覺得新鮮，也漸漸地沒有了對於“看”的執著。再加上對“無為”的深入理解，希望“觀空”而對“有形”的境像漸生厭倦；此時只想把身心置於一無所有的“虛寂”之中，保持心境永遠“閑和”的極高境界[26]。

李白在他的《贈孟浩然》一詩中尊稱孟浩然為“孟夫子”，並具體描述了自己對孟浩然的欽敬愛慕以至於崇仰之情：孟夫子風流倜儻，天下聞名，真讓我愛慕不已。從青春煥發的少壯時代直到鬚髮批霜的晚年，面對達官貴人豪華的車馬和堂皇的冠冕，他都能放下仕途而取隱遁，去與松風白雲相伴，過高人隱士的生活，表現了自己的高風亮節。在皓月當空的清宵，把酒臨風，常常喝醉；有時則於繁花叢中，留連忘返，連皇帝老子的事情也提不起興趣來；他那不慕榮利、自甘淡泊的品格高尚得有如高山一樣，甚至高到無法仰望的程度，只好在此向他純潔芳馨的人品作揖而拜，聊表我崇敬仰慕之情[27]。

李白自己也很喜歡求仙問道和隱居，是個狂放不羈的“謫仙人”，曾經“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28]，而他對孟浩然的尊崇，正是表現了這兩位朋友之間思想感情的高度共鳴。